张自忠战死时，身边的随从马孝堂被日军一刀砍中脖子，他忍着剧痛滚进旁边的沟里。日军不肯罢休，又对着他的头部、腹部连续刺了好几刀，以为他已经没了气息才离开。
在1940年5月16日之前，张自忠早已是日军眼中一根拔不掉的硬刺。
1938年3月，临沂保卫战打响，日军最精锐的板垣第五师团直扑鲁南军事重镇临沂，企图打通南下台儿庄的通道。临沂一旦失守，徐州将腹背受敌，整个第五战区的防线可能瞬间崩溃。驻守临沂的庞炳勋部只有一个军团的架子，实际兵力不足一个军，被板垣师团压得连连告急。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手中无兵可调，情急之下把刚刚赶到战区的张自忠第五十九军派了上去。
这其实是一道难题。庞炳勋和张自忠原本都是冯玉祥西北军的旧将，中原大战时庞炳勋倒戈，差点要了张自忠的命，两人结下的梁子不可谓不深。
李宗仁对这段恩怨一清二楚，专门找张自忠谈话，说以前内战的账都是私怨，现在庞炳勋在临沂打的是国仗、洗的是国耻，希望他以国家为重。张自忠没多说一句，带着五十九军昼夜兼程，一昼夜强行军一百八十里，直插板垣师团的侧翼。
临沂城郊那一仗，打得天昏地暗。五十九军渡沂河、夺阵地，跟日军反复拉锯，阵地几度易手。打到最艰难的时候，战区司令部见五十九军伤亡太大，建议撤下来休整，张自忠不同意，说了一句话：“战争的胜利，决定于谁能坚持最后五分钟。”打到3月18日，板垣师团被硬生生挡在了临沂城外，台儿庄大战因此赢得了宝贵的布防时间。
此后的两年里，张自忠几乎没下过前线。1939年随枣会战，他率部从外线夹击日军，又在田家集大败敌主力，取得“鄂北大捷”；同年冬天，他指挥右翼兵团歼敌四千五百余人，又拿下“襄东大捷”。日军在战报里开始用“现代关公”来称呼这个怎么打都打不死的对手。
然而在三年之前，张自忠还背着一个比死更难听的骂名。
1937年7月底，平津局势急转直下，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奉命率主力撤离北平，临走前却把张自忠留了下来，让他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北平市市长，任务是维持局面、掩护部队撤退。张自忠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，临别时对同僚说了一句话：“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，我怕成了汉奸了。”
果不其然，他人还没出北平，全国报纸的头版已经把他骂成了“张逆自忠”，画成日本人脚下的走狗，甚至有人称他是“北宋张邦昌之后”。南京街头贴满了骂他汉奸的标语。
这盆脏水，泼在身上就再也没干过。此后无论他打多少胜仗、杀多少敌人，茶馆里、报纸上，依然有人在他名字后面啐上一口唾沫。对于张自忠来说，这可能比挨枪子儿还疼。一个把忠义刻进骨头里的军人，偏偏背上了最羞辱的罪名，而且百口莫辩。
1940年5月，枣宜会战打响。日军集结十五万兵力，意图围歼第五战区主力，进而威胁重庆。此时张自忠已是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，授上将军衔，本应坐镇襄河西岸指挥。但他没有。
5月6日深夜，他给副总司令冯治安写了一封信，措辞平静得不像话：“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，及本身之责任，均须过河与敌一拼……由现在起，以后或暂别、或永离，不得而知。”这不是一封信，这是一份把自己交出去了的交代。
5月7日，张自忠只带了两千余人渡过襄河，一路截击南撤的日军，在方家集、新街等地连续作战。他根本就没打算活着回来。那封遗书里还有另一句话，被他写给了五十九军全体官兵：“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，海不清，石不烂，决不半点改变。”
5月16日拂晓，日军集中了五六千兵力、三十余门大炮和数十架飞机，向南瓜店一带发起猛攻。张自忠身边的部队越打越少，打到中午，左臂已经中弹，鲜血顺着袖子往下淌。部下多次劝他撤，他厉声拒绝：“我奉命截击，岂有自行退却之理？”下午4时，部队伤亡殆尽，他身中六弹，倒在了南瓜店的山坡上。
他身边的副官马孝堂，在混战中被日军砍中脖子，滚进了旁边的深沟。日军以为他已经死了，又补了几刀后便离开了。但马孝堂没死。他躺在沟底，攥着一枚从总司令军装上掉下来的将星，硬是从尸体堆里爬了出来。后来他被百姓发现，送到五十九军军部，用尽最后一点力气，把总司令牺牲的经过一五一十讲了出来，然后昏死了过去。
张自忠倒下之后，日军第39师团确认了遗体身份。师团长村上启作下令清洗遗体、庄重收殓。日军列队脱帽，向这位打了他们三年的对手行了军礼。在日军战报里，他们称他为“大将”。
消息传到重庆已是5月下旬。张自忠的灵柩由十万百姓护送，从宜昌上船运往重庆。日军的飞机就在头顶盘旋，没有人躲避。国民政府为其举行国葬，葬于北碚梅花山。延安方面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，毛主席题写了“尽忠报国”四个字。
那个曾被指着脊梁骨骂“汉奸”的人股票配资论坛大全网，终于用最滚烫的血，把身上那层怎么也擦不掉的脏字洗去了。马孝堂活了下来，脖子上的刀疤跟了他一辈子。那枚将星他一直留着，那是一个军人用命换回来的清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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